自2020年头，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初期，出于接纳疫情封锁和隔离措施的考量，纷纷实行了向小我私人和家庭直接派发现金的大规模援助政策。现在疫情已经获得开端控制，但对这类现金发放政策的关注热度却并未消退，更激起了对这类政策背后的理想方案——“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下称“UBI”)普遍的政治和社会讨论。2020年7月18日，团结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年一度的纳尔逊·曼德拉演讲上，更是谈及不停转变的天下要求制订新一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其中应包罗可能实现的UBI。现在，有迹象解释，这一方案正成为各国在介入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一种社会治理新动向，值得关注跟踪。
UBI方案的理想图景
UBI，是指“无条件”地为所有小我私人(而非家庭)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所谓“无条件”，包罗普遍性和无义务性两大特征，前者指不存在对受益人收入和经济状态的审查，后者指不要求其证实自己有事情谊愿。UBI方案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797年，首创者托马斯·潘恩提出应确立一个国家基金，为人们发放“终身年金”。在漫长而猛烈的学术争执后，1972年，美国总统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将UBI酿成一项正式的政治主张，即确立一个给所有美国人每年支付1000美元的“人头基金”，但在那时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20世纪80年月后，UBI方案的讨论逐渐成为全球趋势，2004年在巴塞罗那大会进一步确立了国际性的UBI研究网络，即“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现在大量的UBI方案钻研集会、新闻、讲述不仅可以从中获得，而且时常见诸全球主流报端。
关于UBI方案的基本内容，其发放金额的设定会因领取人岁数、领取时间、领取地理位置等因素差异而存在差异。在领取岁数上，UBI的金额可能因岁数而异。一些UBI方案明确限于成年人，并用普遍的儿童福利方案作为合理的弥补。如2016年瑞士公投的UBI方案中，未成年人的UBI是成年人的四分之一，而在2019年韩国京畿道的UBI方案中，其只为24岁的青年人提供UBI。在领取时间上，可能是每年一次，如始于上世纪80年月的阿拉斯加分工方案，但大多数UBI方案被建议每月支付一次。在领取的地理位置上，UBI金额的设置可能会因地而异。但当UBI在超国家层面运行时，就可思量地理差异因素。同时，UBI的金额也必须足够稳固，但可能随时间的转变而转变。UBI的主要提倡者之一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范·帕里斯以为，UBI水平应当是当期人均GDP的四分之一。UBI看法的基本要义在于，它以现金支付，而不是以食物、住房、衣服或其他消费品的形式支付。固然，UBI也被以为应是小我私人收入的最底层级，不能是其他收入的弥补，因此领取人不得将这笔未来的现金流作为贷款抵押。此外，UBI最好被设计为免税的。
差异于一样平常社会保障方案，UBI具有实现小我私人自由的理想追求。UBI的宏图在于基本上提崎岖收入人群的谈判职位，从而解放所有小我私人，被推许为“实现自由的一种强有力工具”。一方面，UBI不审查领取人的经济条件和收入状态，因而区别于以低收入为条件的生涯保障政策。其使每小我私人都能获得一份基本保障，而不是一种只对特定低收入群体施舍的福利。伦敦大学的盖伊·斯坦丁教授就以为，UBI的实行使得“与接受政府福利相关联的污名和羞辱将不复存在”。这也使得政府无须再监视小我私人的特定信息，使之不那么具有入侵性，更能体现对小我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UBI方案也不带有事情要求，从而能提高劳动者的议价权力，一定水平上使其脱节不同等的关系，让人对待遇低廉且没有吸引力的事情有说不的权力。此外，在知足基本生涯的条件下，使劳动者能脱节单纯为营生而举行的劳动，而更多地从自身出发，思量到意愿和兴趣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生长蹊径，从而迈向自主劳动，基本上改善劳动质量。相比之下，实行就业保障可能导致强迫劳动，忽视了事情在小我私人实现方面的意义。
UBI方案的现实写照
只管UBI作为一项理想社会方案的构想已有百年历程，但在全球不同等问题加剧和数字化的当前靠山下，其再次展现出极其主要的现实价值。
1.全民基本收入的现实靠山。
一方面，全球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疫情催化并加剧了不同等，一些国家提出通过调增小我私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开征累进型财富税等方式调治和规范富人的高收入和累积财富。然而，只管对于过高收入的“调高”迫在眉睫，但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收入转移政策的“补低”调治效应实在更为主要。从国际履历看，收入转移与小我私人所得税对再分配政策的效果的实现，划分占80%和20%。国际钱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宣布的《解决不同等》讲述中，曾对UBI在应对收入不同等问题上作出评估，IMF以为UBI将改善所有国家的不同等问题，经测算，UBI将使得基尼系数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
此外，由于UBI不要求对收入和事情状态举行审查，因此相比精准性减贫方案，能在政策笼罩局限上阻止贫困人口漏出，体现出连续性优势。印度在2012~2013年的试点中，之以是选择将UBI作为减贫的工具，就是因其可以免去政府在福利设计下确定及格受益人群的义务，从而大幅降低行政成本。该方案的优势也在应对疫情措施中获得证实。经合组织(OECD)在2020年宣布的《在新冠疫情危急中维持生计：缩小平安网中的破绽》政策简报中指出：“普遍的转移支付可以被迅速推出，由于它们不取决于领取者的收入、资产或先前的缴款，阻止了昂贵和耗时的经济情形观察。”
给钱给政策！疫情多点暴发，地方密集出台纾困措施
对此广东推出47条措施，特别是针对上述5个特殊困难行业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纾困扶持措施，支持服务业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恢复发展。该方案分为八个方面，包括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民航业纾困扶持措施，以及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保障措施，共43项措施。
另一方面，手艺性失业危急隐蔽。数字化转型现在正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心。然而，越来越多低手艺和重复性事情的人群却可能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手艺取代事情岗位，手艺性失业浪潮正在迫近。天下银行曾在2016年宣布的《天下生长讲述：数字盈利》中称，生长中国家三分之二的事情岗位易被自动化手艺取代。而国际劳工组织在2022年宣布的《天下就业和社会展望趋势讲述》强调，疫情暴发进一步加速了数字化和自动化的生长趋势。最近，一些全球科技巨头们都纷纷亮相支持出台UBI方案，包罗脸书CEO扎克伯格、特斯拉首创人埃隆·马斯克、微软首创人比尔·盖茨等人，足见UBI作为数字化社会的一种保障方案，也逐渐在全球数字化的推动者中形成基本共识。因新冠疫情暴发而实行的封锁政策，看起来就像是一次事情岗位大量消逝的“预演”。但相比疫情的快速暴发和周期性退潮，因自动化导致的手艺性失业，影响更为深远且难以逆转，而UBI将成为许多人在非自愿性失业情形下，维持其基本生涯条件的“财政生命线”。
2.全民基本收入的现实推进。
既有的UBI试点显示出不错的效果。全球最早的UBI方案，是20世纪70年月中期美国阿拉斯加的油田收益分红设计，而厥后更多UBI试点的配合特征在于为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涯。在蓬勃区域，如芬兰于2016年10月通过的UBI试点提案仅在小局限内试行。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20年对芬兰试点效果的讲述中指出，UBI大大提升了多项指标的幸福感，试验的介入者显示出了对影象、学习、集中能力有更高的水平，UBI也让人们对自己的经济状态加倍有平安感，纵然他们的收入并不比控制组的更高。而在一些生长中区域，如2016年在肯尼亚最先的UBI试点(直至2028年竣事)，以及2008~2009年在纳米比亚和2012~2013年在印度开展的试点中，其阶段性成效和最终效果都显示，介入区域的犯罪率和欠债率下降，女人对她们的身体(如性自由、婚姻、劳动)有了更多控制权，上学比例、对康健诊所的使用率也泛起了提高。
疫情后，全球UBI的政治议程被进一步推动。在疫情之下，许多国家都接纳了“直升机撒钱”式的大规模现金援助政策。例如，美国在2020年3月通过的现代历史上金额最大高达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拯救与经济平安法案》(CARES Act)，开创了该国近数十年历史上大规模直接派发现金的先河，凭证美国税收基金会的估算，有高达93.6%的纳税人获得援助。大规模现金援助扩大了现有福利政策的笼罩面，但照样要审查领取人的收入状态，并非是真正的UBI。不外现金援助政策的实行确实大大提高了UBI方案讨论的社会热度，使其更快进入了各国的政治争执中央。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杨安泽就提出实行“自由盈利设计”，为每个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每月发放1000美元。只管杨安泽最终退选，但UBI方案在美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2021年“进度数据”和Skynova在美国开展的关于UBI方案的两项民意观察显示，相比2011年，对UBI的支持指标增添了6倍，对它的否决率下降了3/4。
2021年，英国威尔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区域继续开启新的UBI试点。而韩国2022年总统候选人李在明答应为年轻人和农村住民每年提供基本收入。这一UBI政治纲要并非无本之木，其始于韩国京畿道(李在明为原京畿道知事)2019年轻年基本收入设计，为约17.5万名24岁的年轻人，提供每年约100万韩元(约900美元)的基本收入，以辅助面临伟大压力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生长偏向，并尽快找到事情。但遗憾的是，3月10日李在明以微弱差距败选，距韩国天下性UBI的实践仅一步之遥。
全民基本收入方案落地的三重挑战
挑战一：若是要实行UBI，社会是否因此落入福利主义“养懒人”的陷阱？为所有小我私人定期无偿发放现金，尤其不带有事情要求，虽然能保障小我私人基本生涯，但这听起来似乎包罗着很高的道德风险，譬如可能会削弱人们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甚至让年轻人妄想享乐。然而，不能仅仅将UBI简化为对劳动力供应市场的短期和直接的影响，还应熟悉到它对人力资源影响的久远性。单从经济连续性考察，实在UBI也被证实能够辅助劳动者生长其职业手艺而扩大就业。普林斯顿大学约翰内斯·豪斯霍费尔教授2016年的研究解释，UBI确实提升了住民接受再培训水平，研发能力与创新比重也有提高。从UBI试点看，在芬兰的两年期试点中，UBI甚至让就业泛起了小幅上涨。纵然在印度，试点也并未发现UBI对劳动供应发生负面影响。以是，与其将UBI看作一种“养懒人”的成本，实在更应将之明白为对人力资源的耐久投资。
挑战二：若是大局限实行UBI，那么最大障碍仍是资金泉源问题。众多UBI的否决者以为向全民定期发放收入会造成极高的财政开支，而若是筹资过少，导致收入转移设定太低，那也很难真正缓解贫困问题。同时，大规模实行UBI方案，无疑需要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如通过提高资源所得税，开征累进小我私人财富税等多种增税渠道。只管UBI对低收入者的劳动负面影响不大，但提高税收仍不能清扫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劳动供应影响，并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等外逃的一系列“后遗症”。在瑞士的UBI公投中，提案就因可能造成移民和财政问题，遭到78%的否决票而未得通过。而在芬兰试点中，虽有靠近70%的芬兰住民支持UBI设计，不外一旦向他们说明可能需要将小我私人所得税税率调高到统一的55%水平时，住民对UBI支持率就骤降至35%。在试点竣事后，芬兰马上实行了新一轮的改造，提高了领取失业拯救的门槛，以纾解因实行UBI造成的短期财政难题。
挑战三：从更久远看，纵然未来能在一国局限内乐成推行UBI，但其可连续性依然受到来自全球化的挑战。人口和资源的全球化流动将为UBI的实行带来双重威胁，一是可能发生“福利磁铁”效应吸引大量UBI净受益人群的选择性移入，二是在税收竞争的环境下也将导致UBI净孝顺人群的选择性移出。因此，只管UBI以“无条件”为基本特征，但实在也因人口流动问题需要将UBI领取者限制为栖身特定年限以上的财政住民。同时，也需要关注增税导致的富人移民和资产外流问题，事实上，高税收的蓬勃国家往往倾向于征收具有针对性的弃籍税或退出税，从而抑制税基的流失。从更久远看，彻底解决UBI全球化难题宜在全球局限内普遍实行UBI方案，但从现阶段看，这似乎是更为遥远的理想图景。
在中国，UBI在学界受到了来自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张志勇会长代表性学者的讨论和推荐，甚至有声音将之形容为“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蹊径”。而UBI作为一种被争议百年的理想方案，在履历变化的新时代之下，正逐渐释放其蕴藏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荣耀，对其进一步睁开研究，必将有助于厚实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系统。
(刘奇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税务研究中央研究员，薛皓天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亚洁系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欣然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刘奇超 ▪ 薛皓天 ▪ 张亚洁 ▪ 李欣然
【编辑:岳川】